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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行。我还有任务哩!”我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噜噜地直叫了。
“不会。”
“不会。来工作组的都是机关里的左派同志,你要是个右派,领导不会派你来搞社 教。”她充满信任地对我说,“不过,你们文艺界确实是右派的老窝,有个叫刘绍棠的胆敢 反对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,真是狗胆包天!”
“不会真演一场《窦娥冤》吧?”
“不仅好玩,还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呢!”
“不可能。”他用力摇着头,“你看不见吗,说是集体领导,实际上是一个人说了算。 曹操杀杨修的典故,你忘了吗?”
“不能自暴自弃,只当是去体察社会,体验生活好了。”
“不认罪错,并且重复了新的右派言行。”我说。
“不是‘连锅儿端’吗?”
“不是抄来的?”我说,“我写的是班里的陈景文。”
“不是可怜,是可卑!”她高声喊着。
“不说了,闭眼睡一会儿吧。”
“不脱,给他开瓜(扒光)!”
“不脱就叫他自作自受吧!”
“不用了,我替你请假了!”
“不知道。家里来信没提起她。”
“不知那些大妞儿,是不是爹妈养的!”
“不知死的鬼,梦倒是不少。”北炕上的陆鲁山,甩过了话来,“依我看,无论你过去 是龙还是凤,都准备在这儿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,当一辈子‘地球修理工’吧!”
“部里工作需要我!”
“采访。”
“采访什么地方?”
“常看报纸吗?”
“场里的人都这么说… ”
“唱支《船夫曲》吧!”
“抄家了吗?”
“出不了!”我说。
“出于爱才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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